世界十大毒蛇排名第一（世界10大毒蛇）

但无论如何，对于规则悖反案件作出能动、适切的处理是法律适用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法律适用过程中追求个案中的正义是法律方法的终极旨趣所在。

(30)一些地方检察院也承诺，要重点整治外来投资企业的周边治安环境，严厉打击侵犯投资者人身财产安全、扰乱外来企业生产秩序的犯罪行为，保障企业发展外部环境。(32)《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司法保障十条措施》，2011年2月28日。

法院也承诺将住所地、注册地在辖区内外的企业一律同等对待，杜绝地方保护主义。(42)该市有关领导在后来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要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生命财产安全，使其成为中外投资者投资的安全区、放心区。河北某公司曾写信向邢台市政府投诉行政审批程序繁琐、执法部门乱收费严重，糟糕的投资者环境导致本地企业想往外走、外地企业不敢来。(40)某地方法院在解释为什么会抛弃地方保护主义时，也不是从通常认为的公正、平等、中立等进行论证，而是强调司法地方保护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在我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信息会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扩散，直接影响到外地客商对我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印象，阻碍我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公正审判有助于维护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强化投资者继续投资的信心和决心。为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才会不遗余力地吸引投资。

(28)参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佛禅府办［2004］98号)，2004年5月26日。不少地方政府给地方法院下达了年度招商引资指标，地方法院为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四处招商引资。损失规避理论（loss avoidance theory）。

沟通作为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词语，既可以指双向的、对称的沟通模式，也可以指单向的、非对称的沟通模式。不过，软法概念正当性之辩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前述的接近理论家族具有启示意义。软法没有强制约束力，其实施方式或许依靠社会舆论、道德自律、内部监督、同行监督等产生的社会压力，或许依靠软法之中的激励，[35]或许依靠软法对受众情感的调动。[10]参见László Blutman，前注3，第 617-623页。

最为重要的是，法律的沟通性提供了法律合法化的框架：法律人之间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9]参见翟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第147-153页。

[38] 由此，法律的商谈沟通理论不仅打通了前文所述的功能理论家族和接近理论家族，而且为软法得到较为普遍遵守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提供了规范性基础。法律沟通论的发展呈现了硬法与软法的共有基础，并为软法概念及其研究提供了更具解释性和规范性的视角和进路。参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2页。委托理论（delegation theory）。

至此，沟通即可见法律实效，无需诉诸制裁。例如，在全球企业治理中的软法，与传统硬法实施机制的不同之处，的确在于其以信誉规则（rule of reputation）为根基。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认为法律可被定义为某个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体系，而不仅仅是国家的法律系统。

这种本来在近代欧洲历史上适应民族国家建构之需而产生的观念，被超时代、超区域地推广适用，塑造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本质观。张荣芳、沈跃东等：《公共治理视野下的软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

前者为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的调适性改变提供机会，有助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合作与调停。[6]参见László Blutman, 前注3, 第614-623页。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法上的硬法与软法划分，不能以国际文件的名称为标准，此处只是为行文方便而作简单陈述。[20]参见马克?范?胡克：前注5引书，第13页、第177页、第237-238页。在我国，罗豪才教授首倡以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之兴起为背景研究软法。损失规避理论则指出，硬法比软法产生更严厉的制裁，而制裁不仅会阻止更多背离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制裁在国际体系中是负和的（negative-sum），也会增加当事人的净亏损。同情是非法律的纠纷解决（如调解）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软法也可以借助它，提高人们从事某种行为（如器官捐赠）的概率。[24]在法律世界中，立法者是最初的规范发送者，行政者、司法者以及普通民众都是规范接收者，由语言符号构成的规范则是在规范发送者、规范接收者之间分享的信息。

一方面，软法有时候是尚在酝酿的正式法律规则的先驱（precursor）和基础。因此，尽管沟通是法律发生实效的重要基础之一，无论硬法规范还是软法规范皆依赖该基础，藉此，也得以促进后现代治理秩序，但是，沟通和制裁各自对法律实效的作用是什么，沟通对于硬法和软法有着怎样深刻且不同的意义，通过沟通完成的软法秩序有何特点，沟通的局限性又会对后现代治理秩序构成怎样的消极影响。

[33]而达此目的，诉诸文字与公开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形成沟通与对话。非国家共同体的规范形成权也不是因为得到国家法的授予。

由于立法者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制定出只需行政者、司法者简单适用即可维护和促进秩序的所有规则，因此，法律的生命力还在于行政者、司法者对立法的拾遗补缺，在于他们对规则的再生产、再创制。另外参见刘小冰等：《软法原理与中国宪政》，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23]立法之前的公开听取意见、通过媒体传达立法意向，立法后的宣传、培训以及普法等等，都是以说服法律受众接受规则为目标的沟通。宪法以及其他诸多立法关于国家任务的一般性规定，就属于此类法规范。而且，沟通是否能在双向对称结构中充分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是否有足够的动机、能力或者机会。若无此种形式的沟通，商鞅所颁新法，怎么可能迅速收到实效？ 进入民主社会，法律的立信（credibility）沟通仍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说服（persuasion）沟通。

设若国家任务未得尽职履行，唯有造成相当严重后果的，政府才会承担某种不利后果，但这种后果也仅仅是政治责任，而非具体的法律责任。其中，服从软法的情感动机包括：1、认可（appreciation）。

只是，在法律世界中，且不论非强制性规范的目标实现更多依赖沟通以后的共识，即便是强制性规范，其背后的制裁更多不是作为现实而是作为威慑存在，这些规范在沟通完成以后就会得到绝大部分法律受众的遵守。欧洲大陆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

而软法概念的意义就在于顺应时代需求。既然软法规范有这些与正式法律规则类似的行为规范和预期、秩序促成之功能，故可以将其视为具有法律或准法律（quasi-legal）地位。

同样，《森林法》第11条明确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第二，凡社会秩序发生问题，即追问国家法律是否健全，是否贯彻落到实处。在传统国家法观的视野下，也有缀以法字的用语指称非国家法，如原始法、习惯法、民间法、宗教法、宗法、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等。然而，二者都需要借助沟通，尽可能多地争取法律受众的认同。

[35]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9] 与功能理论强调软法的实际规范作用略有不同，接近理论则是关注软法规范与传统法律规则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关联性，从而赋予其法的地位。

裁判机构或组织的决定，除就特定争议事项、针对特定当事国家有效外，通常并不具有约束力，从而形成软法的一种形式。[39]不仅如此，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以及相应的行动、决策，潜伏着大量不可确定、不可预测的风险，而无所不在的风险阴影和风险转化为巨大灾难的随机性、突发性，也使得民族国家的集中治理以及基于确定性的治理处于绵软无力又饱受诟病的境地。

通过解释，软法与正式法律规则的规范内容发生关联，从而享有较高的特殊地位。既然在国家法的体系之内，也都有不依靠命令、强制、逼迫，却依靠说服、激励、信奉，而得以实际执行的规范，且此类规范不在少数，那么，仍然坚持以上说辞，不免过于牵强。